[18]2、学校巡逻驻校警察的第二项职权是学校及其周边区域实施巡逻，负责治安保卫和违法处置。
十年文革最直接和沉重的教训就是民众缺乏自由与尊严的保障，连人类生存基本前提—个体生命的尊严也得不到有效保护，以导致整个社会治理的扭曲与社会共识的缺失。通过宪法治理，既可以彰显宪法的权威和效力，又可以以此作为凝聚共识、维护根本价值观的基础和依据。
对宪法的不信任、不尊重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缺乏信任、缺乏诚信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说：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两部基本法都是在宪法指引下制定的。这也表明，在社会治理方式的探讨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将法治的理念引入执政活动，高度重视并要求充分发挥宪法的地位。因为78宪法只规定由全国人大修改宪法，而没有具体规定宪法的修改程序。
制宪权的行使不受既有法秩序的拘束或调整。不仅从政策和法律调整转向以法治为主导的社会治理，同时从法律调整逐步转向宪法为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44]综上所述，新生活运动的推行直接地影响了违警罚法的立法进程。
禁止着睡衣及衬衣，穿拖鞋及赤足行走于街市。[18]除了上述扩充之外，还有两条既有风俗违警条文的新发展，彰显了新生活运动对违警罚法立法的重要影响。[7]参见《大清违警律》第31条第5款。并命内政、实业二部分别拟具办法。
以南京为例，1934年12月迅速出台了《南京市政府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内容基本照搬了内政部的办法，仅将处罚办法改为：如有反抗警察取缔的，按照违警罚法第45条第4款处罚。1935年3月之后，直至全面抗战之前，是倡行三化为中心的第二个阶段，即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
本法之规定，虽多事属轻微，但进一层即足以构成刑法上之犯罪。社会为之糜烂，政治为之窒息……语云：警察为人民之导师，社会之保姆。[26]及至1943年《违警罚法》，该条的规定则较前增加了一个字，即游荡无赖或行迹不检者，处7日以下之拘留或50元以下罚锾或罚役。【作者简介】沈岚，安徽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尤其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年的《违警罚法》达到顶峰，将其从处罚最轻的一类有碍风化行为上升到处罚最高的一类。这也是 1943年《违警罚法》的新趋向，规定对妖言惑众或散布此类文字图画或物品者及制造或贩卖有关迷信之物品不遵官署取缔者均予处罚。近代国门开放，西方的流行风尚随着物质文明的渗透而广泛传播，现实地影响着人民的生活。[43]金功辉：民国时期中国文化重建的主体、目标、中介—新文化运动与新生活运动的比较研究，载《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但违警罚法的立法修订却还要逐步放宽处罚条件，继而扩大处罚的对象，无疑彰显了执政者严控社会风气的立法取向。浙江省政府反应迅速，颁令自1934年4月1日起，全体职员一律改用国货制服，并且出台取缔女子妖冶服装办法。
时至当代，服饰装扮属于个人自由，已成为法治社会的共识，立法对其大多持宽容的态度。此外，对于屡教不改的此类违警者，该法明文规定得加重处罚。
1908年，《大清违警律》取而代之。犹有浮浪不事正业者，乃以为违警罚之。溯流求源，对游荡不事正业以违警处罚之根源在于欧洲，自16世纪无赖暴汉充斥各国，始行对于浮浪无业者之处分。不过就处罚方式言，增设以服务公益为特质的罚役及强制其学习技能之保安处分，倒也显示出政府消减此类行为积极努力。新生活运动倡导生活生产化，蒋介石将其界定为期我同胞人人能节约，能刻苦，能顾念物力之艰，能自食其力，以从事生产之途，一洗从前豪奢、浪费、怠惰、游荡、贪默之习性耳。至于推行办法，则自南昌始，女公务员、女教员、女学生及男公务员之家属限半个月后实行。
[6]考察几部违警罚法关于妨害风俗秩序的法条变化，1915年和1928年的《违警罚法》比清末的违警律条文稍有增加，总体改动不大。所以警察有导善去恶之天职，纳人民于正轨之使命……负起维护善良风俗之任务，以求社会日新月异，在克尽其职责也……倘人民若以违警行为之规定，系小节细行，无伤大雅，忽而行之，相与行之，日深月累，势必廉耻丧尽，无所不为，则世道人心，更不堪设想。
[27]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或字却截然改变了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即游荡无赖却并无违法行为者，有家有业却行迹不检者及游荡无赖且行迹不检者均可依此条处罚，处罚的条件放宽了，处罚的对象亦随之扩大了。所谓游荡，即游手好闲，无一定住居之人。
但过去警察官署对于违反新生活运动之行为，恒以无法规依据，致不克尽其纠导职责。违警罚法与刑法共同完成了对赌博行为的全面防控。
具体参见胡铭、秦青主编：《国民社会风情图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9-73页。在此政治大潮之下，惩治怠惰的游荡无赖之徒自然成为倡行勤劳善良风俗，以儆效尤的良好手段。[15]三是开始注重违反人道之行为的惩治而在分则中则增设了有关注重礼节、培养爱国观念、奉行人道、爱护幼年劳动者、禁止表演不合人道之游艺及虐待动物、讲求清洁、革除不良习惯、严禁迷信与屋内赌博及禁止昧遗等培养国民道德的诸多条款。
笔者以为，基于维护善良风俗之目的，以制裁的手段对懒惰游荡、不务正业却又无具体违法实迹的不正之风加以纠正，且作为风俗防控之首，赋予最重处罚之裁量权，这样的规定本身已经有几分恣意扩张警权，干涉民众生活自由之嫌。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新生活运动的兴起。
《大清违警律》规定：奇装异服有碍风化者，处5元以下，1角以上之罚金。[17]林振镛：《新违警罚法释义》，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03页。
尤其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年的《违警罚法》达到顶峰，将其从处罚最轻的一类有碍风化行为上升到处罚最高的一类。[5]中央警官学校研究部编：《警察法各论》，中央警官学校1947年版，第136页。
而制定极为苛刻的着装规范则更为具体地传达了这样一种企图：利用法律扩张警察的职权，使警察得以更密切地介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实现政府对社会的严密控制。所以，为政者实在要重视风俗之事，现行违警罚法妨害风俗违警一章，即警察维护善良风俗之依据。1934年，蒋介石为谋求实现军事和政治文化的双重统一，并为抗日作精神准备，便发动了一场从改革国民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习惯人手，以儒家文化中的礼义廉耻为核心，最终实现全民军事化的新生活运动。自1906年草创《违警罪章程》始，其后有1908年《大清违警律》，1915年、1928年及1943年《违警罚法》等一脉相承，陆续问世。
罚之弥觉其细，即保护弥觉其周。江西当局奉令后，于1934年6月6日迅速拟定了《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草案，该草案对妇女的衣着服饰作了极为苛刻的规定。
[47][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38-239页。[38]其主要内容如下：总则声称制定本法的目的在于取缔妇女有伤风化及不合卫生之奇装异服。
如此立法，既不免过于苛刻，也难以实施。从法条的字面解释，游荡、无赖和行迹不检是构成本条违警行为的三个要件，缺一不可。